China's Modernization and Innovation Model In the early 1980s, China grappled with scarcity, relying on rationed food and facing frequent...

Para conocer a un país hay que conocer a su gente, y no hay como su gente para contar la...

DONACIÓN A LA BIBLIOTECA NACIONAL. Berta Alicia Chen y Roberto Hylton, en nombre de la editori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(Panamá)...

郑克鲁访谈：已经没有多少一流作品给我翻译了 2020-09-24 由 翻译教学与研究发表于文化 郑克鲁：一个人写了一部法国文学史 翻译家郑克鲁于9月20日晚在医院去世，享年81岁。 郑克鲁，广东中山人，生于澳门，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、爱国民族工商业家，《盛世危言》作者郑观应。1962年，郑克鲁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，1965年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硕士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併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，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，任博士生导师。同时担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翻译家学会副会长，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「一级文化交流勳章」。 作为翻译家，郑克鲁因翻译《家族复仇》《基度山恩仇记》《茶花女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》《法国抒情诗选》等法国文学作品为读者所熟知，事实上，这些都是他在研究和教学之馀翻译出版的。他对于法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探讨，完全基于一手材料的直接阅读与领悟，将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同步进行。 *本文摘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《聆听：外语界前辈的声音》一书，部分内容被《中外书摘》杂志2016年第6期转载。 退休后依然从事学术研究 黄新炎：郑老师您好。您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离开教坛已经有好几年了，您的退休生活是怎麽安排的？ 郑克鲁：我在70岁时动过一次心脏手术，一般不早起，上午10点左右到办公室开始工作，一直到傍晚回家。我和我夫人几乎天天在校园里泡著，中饭在教工餐厅解决，饭后在沙发上睡一会，下午继续翻译，每天工作少则3—4小时，多则5—6小时。现在手头的工作主要是翻译。华师大出版社推出的《红与黑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和《局外人》是重译，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爱情小说史》则是新译。《普鲁斯特评传》现在写到20多万字，感觉还不太满意，经常要拿出来修改。女儿女婿在加拿大定居了，家裡没有什麽事情，所以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我心爱的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中来，感觉非常充实。 黄新炎：上海著名作家林华女士说，现在出活的主要是一批退休职工，看来郑老师也属于这一类。退休之后，没有干扰，特别是人生练达、洞悉世事，更能心如止水，安心学问。 《第二性》的翻译与傅雷翻译出版奖 黄新炎：您退休数年之后凭藉译著《第二性》获得2012「傅雷翻译出版奖」。请您谈谈有关《第二性》的翻译及其影响力吧？ 郑克鲁：荣获「傅雷翻译出版奖」是很偶然的，当时译文出版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觉得杜拉斯只有《情人》是好作品，其他小说就差了，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。不久，这个编辑又来找我，问我译不译《第二性》，我说，儘管这本著作难译，篇幅又长，但是我愿意尝试一下，便接受下来。排版的时候，我身体不好，校样也没有看，直接付印了。《第二性》是一本学术书，没有想到的是出版之后销路非常好。我在北京听北师大一位研究生说，一开始以为《第二性》不好读，打开之后发现，行文非常流畅。理论书写得这麽可读，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该书涉及到的知识面非常广泛。 黄新炎：当时是什麽样的东西吸引您翻译《第二性》？ 郑克鲁：《第二性》包括了广博的知识，哲学、生物学、生理学、人类学、精神分析、医学、社会学、历史、文学、文学批评等等，显示了作者波伏瓦的丰富学识。我在写作《法国文学史》的时候，就曾经研读过该书。我当时看过不少女性主义者的著作，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哪一部可以与《第二性》媲美。该书也被称为女性主义的《圣经》，流传很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节译的《第二性》，感觉译文质量太差，当时我手头没有原文，无法核对，也就无法引用。在翻译这部书的过程中，一个感觉是，我觉得波伏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这本著作上，她的小说固然写得也不错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，但是，并不属于第一流的作品。唯独《第二性》不同凡响。所以在我写的《法国文学史》中，把《第二性》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，置于她的小说创作之上。阅读和翻译《第二性》，我改变了对波伏瓦的看法，认为她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，《第二性》可列入二十世纪第一流的理论著作，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。所以我从2006年起至2007年翻译这本书。 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 黄新炎：1987年，您就获得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勳章？当时是为了表彰您哪一方面的贡献？与法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有关係吗？...

法国文学翻译的守望者—郑克鲁教授访谈 郑克鲁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。早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法语，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，毕业后留在外文所工作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，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。 郑克鲁教授，广东中山人，1939年生于澳门。中共党员。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、爱国民族工商业家，《盛世危言》作者郑观应。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，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，硕士研究生。历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、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所长、系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上海图书馆协会理事，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，中国法国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。1987年曾获法国政府教育勋章。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 专著：《法国文学论集》、《繁花似锦——法国文学小史》、《雨果》、 译著： 《情与理的王国——法国文学评论集》、《法国诗歌史》、《现代法国小说史》、《法国文学史》(合作)，译著《蒂博一家》、《康素爱萝》(乔治·桑著)，《失恋者之歌——法国爱情诗选》、《法国抒情诗选》、《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》、《家族复仇》(巴尔扎克著)、《茶花女》(小仲马著)、《基度山恩仇记》(大仲马著)、《沙漠里的爱情》、《魔沼》、《雨果散文》、《卡夫卡》，主编《外国文学作品提要》、《法国文学译丛》、《外国文学史》、《外国文学作品选》、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等。《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序》获上海1986年-1993年社会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，《法国文学史》(上、中卷)获1994年中国社科院科研成果一等奖。 在译林名家之中，像郑克鲁这样同时集翻译、研究、教学三位一体的，相当之少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还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、《盛世危言》作者郑观应的曾孙。走进郑克鲁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，顶天立地、外形古雅、上了年岁的木质书架，和隔断上镶嵌的彩色玻璃，勾画出典雅气氛。满架图书，以及书桌上厚厚的法语资料，点明了主人专攻的术业。已出版了一千万字的译作，但他还是闲不下来，“脑子需要活动，日子不能白白过了呀”，他爽朗地说道。 译《茶花女》，开头一定要吸引读者 郑克鲁在70岁时动过一次心脏手术，所以现在一般不早起，晚上也一定保证休息，工作时间都安排在下午，翻译少则3—4小时，多则5—6小时，“否则不出活”。他说，现在手头的工作主要是翻译，重译经典和新译作品交替。华师大出版社马上要推出的《红与黑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和《局外人》就是重译，而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《爱情小说史》则是新译。 “我在‘文革’后才真正开始翻译，第一次翻译作品是巴尔扎克的《长寿药水》”，1981年，他的第一本译作《家族复仇》出版。 上世纪90年代，郑克鲁开始进行经典作品的重译，原因有二：一是觉得以前的译本未能尽善尽美，有的甚至有错译；二是过去的译本随着时移世易而显得老化。“我的重译，注释比别人多，希望帮助读者多了解一些知识。”他选择的作品都是心目中第一流的作品，比如这次的《红与黑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和《局外人》。 “《红与黑》以前翻译版本自然很多，其中也有好的译本，不过还是有可以探讨的空间，比如喜欢用现代已经很少用的词如“令堂”、“令尊”，动不动就用成语，不够确切。我想在这次重译当中有所改变。” “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在凡尔纳小说中最畅销，孩子们都爱看，里面的科学幻想比《海底两万里》来得合理。《局外人》是加缪代表作，文字简单而意蕴深厚。” 郑克鲁先生最为广大读者熟悉的译作应该就是《茶花女》了。“作者小仲马文笔流畅平易，翻译成中文如何处理？我认为白开水一杯也不行，开头就一定要能吸引读者，读起来带点文采，所以我就用了两个成语“笔下生花”和“平铺直叙”，译文就是：“我的见解是，唯有悉心研究过人，才能塑造人物，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，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。/由于我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，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。”看来作为资深翻译家的郑克鲁先生也颇有市场意识，很为读者和销售考虑。 一页译文中，相同形容词不能出现两次 不过，身为翻译，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摆渡人，郑克鲁对于“信”“达”“雅”标准的把握，毫不松懈。信’是最关键的一条，要求翻译者完全理解原文，玩弄词汇糊弄过去是绝对不行的。读着好像很顺畅，但违背原意。尤其是《第二性》这一类理论著作，涉及众多学科，充满专业术语，首先就是要‘信’。翻译中用的成语，不是要用最漂亮的，而是用最贴近原文的，否则就会离原文远，不够忠实。” 说起翻译实务，郑克鲁就来了劲头，神情投入，手中不断挥舞比划，流露出了讲台上的气势。 “翻译不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首先是外语不够好，没有能完全吃透原文的意思，导致翻译脱离不开原文，一股翻译腔；其次是中文不够好，理解了原文但用中文表达不出来。翻译的精准，很大程度上因为中文好，所以杨绛曾说，一到翻译时就感到自己词汇不够用。”郑克鲁给自己规定，一页译文中，相同的形容词如‘漂亮’不能出现两次，下次出现就要回避，用同义词代替。“对于一个词语，最好能够掌握它的十个同义词。成语掌握也是越多越好。” 郑克鲁对当代语言的敏感也是让记者惊叹的地方，他说：“我的翻译，能用的地方就尽量用当代语言，照顾到青年读者的用词习惯，让他们有亲切感。网络上的‘给力’之类还不敢用，不过‘眼下’‘当下’这些有点时代特色的词完全可用，现在青年人多说“立马”少用“马上”，我也尽量吸收。” 郑克鲁钦佩老一辈翻译家傅雷的翻译，“他能够、也敢于用大白话，词汇用得多，尽量不一样，他很注意这一点。”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