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国文学翻译的守望者—郑克鲁教授访谈
郑克鲁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。早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法语，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，毕业后留在外文所工作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，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。
郑克鲁教授，广东中山人，1939年生于澳门。中共党员。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、爱国民族工商业家，《盛世危言》作者郑观应。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，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，硕士研究生。历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、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所长、系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上海图书馆协会理事，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，中国法国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。1987年曾获法国政府教育勋章。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专著：《法国文学论集》、《繁花似锦——法国文学小史》、《雨果》、
译著：
《情与理的王国——法国文学评论集》、《法国诗歌史》、《现代法国小说史》、《法国文学史》(合作)，译著《蒂博一家》、《康素爱萝》([法]乔治·桑著)，《失恋者之歌——法国爱情诗选》、《法国抒情诗选》、《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》、《家族复仇》([法]巴尔扎克著)、《茶花女》([法]小仲马著)、《基度山恩仇记》([法]大仲马著)、《沙漠里的爱情》、《魔沼》、《雨果散文》、《卡夫卡》，主编《外国文学作品提要》、《法国文学译丛》、《外国文学史》、《外国文学作品选》、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等。《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序》获上海1986年-1993年社会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，《法国文学史》(上、中卷)获1994年中国社科院科研成果一等奖。
在译林名家之中，像郑克鲁这样同时集翻译、研究、教学三位一体的，相当之少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还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、《盛世危言》作者郑观应的曾孙。走进郑克鲁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，顶天立地、外形古雅、上了年岁的木质书架，和隔断上镶嵌的彩色玻璃，勾画出典雅气氛。满架图书，以及书桌上厚厚的法语资料，点明了主人专攻的术业。已出版了一千万字的译作，但他还是闲不下来，“脑子需要活动，日子不能白白过了呀”，他爽朗地说道。
译《茶花女》，开头一定要吸引读者
郑克鲁在70岁时动过一次心脏手术，所以现在一般不早起，晚上也一定保证休息，工作时间都安排在下午，翻译少则3—4小时，多则5—6小时，“否则不出活”。他说，现在手头的工作主要是翻译，重译经典和新译作品交替。华师大出版社马上要推出的《红与黑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和《局外人》就是重译，而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《爱情小说史》则是新译。
“我在‘文革’后才真正开始翻译，第一次翻译作品是巴尔扎克的《长寿药水》”，1981年，他的第一本译作《家族复仇》出版。
上世纪90年代，郑克鲁开始进行经典作品的重译，原因有二：一是觉得以前的译本未能尽善尽美，有的甚至有错译；二是过去的译本随着时移世易而显得老化。“我的重译，注释比别人多，希望帮助读者多了解一些知识。”他选择的作品都是心目中第一流的作品，比如这次的《红与黑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和《局外人》。
“《红与黑》以前翻译版本自然很多，其中也有好的译本，不过还是有可以探讨的空间，比如喜欢用现代已经很少用的词如“令堂”、“令尊”，动不动就用成语，不够确切。我想在这次重译当中有所改变。”
“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在凡尔纳小说中最畅销，孩子们都爱看，里面的科学幻想比《海底两万里》来得合理。《局外人》是加缪代表作，文字简单而意蕴深厚。”
郑克鲁先生最为广大读者熟悉的译作应该就是《茶花女》了。“作者小仲马文笔流畅平易，翻译成中文如何处理？我认为白开水一杯也不行，开头就一定要能吸引读者，读起来带点文采，所以我就用了两个成语“笔下生花”和“平铺直叙”，译文就是：“我的见解是，唯有悉心研究过人，才能塑造人物，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，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。/由于我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，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。”看来作为资深翻译家的郑克鲁先生也颇有市场意识，很为读者和销售考虑。
一页译文中，相同形容词不能出现两次
不过，身为翻译，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摆渡人，郑克鲁对于“信”“达”“雅”标准的把握，毫不松懈。信’是最关键的一条，要求翻译者完全理解原文，玩弄词汇糊弄过去是绝对不行的。读着好像很顺畅，但违背原意。尤其是《第二性》这一类理论著作，涉及众多学科，充满专业术语，首先就是要‘信’。翻译中用的成语，不是要用最漂亮的，而是用最贴近原文的，否则就会离原文远，不够忠实。”
说起翻译实务，郑克鲁就来了劲头，神情投入，手中不断挥舞比划，流露出了讲台上的气势。
“翻译不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首先是外语不够好，没有能完全吃透原文的意思，导致翻译脱离不开原文，一股翻译腔；其次是中文不够好，理解了原文但用中文表达不出来。翻译的精准，很大程度上因为中文好，所以杨绛曾说，一到翻译时就感到自己词汇不够用。”郑克鲁给自己规定，一页译文中，相同的形容词如‘漂亮’不能出现两次，下次出现就要回避，用同义词代替。“对于一个词语，最好能够掌握它的十个同义词。成语掌握也是越多越好。”
郑克鲁对当代语言的敏感也是让记者惊叹的地方，他说：“我的翻译，能用的地方就尽量用当代语言，照顾到青年读者的用词习惯，让他们有亲切感。网络上的‘给力’之类还不敢用，不过‘眼下’‘当下’这些有点时代特色的词完全可用，现在青年人多说“立马”少用“马上”，我也尽量吸收。”
郑克鲁钦佩老一辈翻译家傅雷的翻译，“他能够、也敢于用大白话，词汇用得多，尽量不一样，他很注意这一点。”
法语和汉语不同的一个地方是，前者多关系从句，句子长，甚至会出现十多行的句子。他认为，“还是要翻译出些洋味来。如果太迁就现代人口味，没有长句，都改短句，读者反而觉得不像外语小说。”汉语从“五四”以来也渐渐受到逻辑性强的英语、法语等外语影响，读者也在不断吸收新句式中。他举例说：“以前我们学翻译的时候，碰到“如果”一定要放在句子最前面，现在，我觉得放在句子后面也挺有洋味，读者也能接受。”说着，他露出了有点顽皮的笑容。
翻译诗歌，保持原诗形式感同样重要
上世纪90年代，郑克鲁写出了填补当时学术领域空白的两部著作—《法国诗歌史》和《现代法国小说史》。“1981—1983年间我去了法国，被法国诗歌深深打动，于是收集了法国出版的5—6部诗歌选集。1987年我来到上师大任教后，才有空动笔翻译。”暑假时，以一首诗一篇赏析的形式，他在杂志上发表了8—9篇法国诗歌鉴赏文章。1994年申请到一个科研基金项目后，他写成了《法国诗歌史》。同时，他在国内又找到不少法语选本，这样陆续一共翻译了一万行的法国诗歌，后来，结集成上中下三册《法国诗选》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，在当时很有影响。他自己认为是好诗才翻译，所以这套书既是译本也是选本。
郑克鲁也同意“诗歌难译”的说法，他谦虚地说，“十首诗中有一到两首翻译得不错就很满意了。”他坚决反对译诗不压韵，“押韵才有难度，否则，译诗就太容易了。翻译诗歌，保持原诗的形式同样重要，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。冯至的十四行诗就是借鉴了外国诗歌的押韵方式。”法国人将十四行诗（sonnet）分成四节，即4433的格式，押韵方式除了abba abba ccd eed，还有多种。他翻译的押韵方式也尽量往原作靠拢。
对于有志学习法语的年轻读者，郑克鲁建议是：学习法语不能太功利，太追求口语、不重视学文学也不行。“有些人口语不错，沟通流畅，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还不过关。而有些出版社老编辑，口语不一定比得上年轻翻译，但理解力远远强得多。”他回忆自己当年在北大学法语时，除了语言课程外，还要广泛学习各国文学史，欧洲文学史、文艺理论等。
“完全掌握一门语言，没有10-20年的工夫不行。”更何况，口语和书面语言大不相同，即便学好了口语，还需要花大量时间提高书面语言和理解力，这就要大量阅读文学作品。
（作者：蒋俭）
